改革就是在边际上不断地磨，得寸进尺地不断地往前拱。我们现在有一种思路认为，改革必须从一个整体的顶层设计来解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最高领导人的脑子里会有一个大致的想法，但是你不要指望操作当中有一个完整的设计，这是不可能的。
凤凰周刊：很多人在谈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您怎么看这个所谓深水区？
张维迎：深水区无非是指改革比较难了，够不着石头了，阻力更大了，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增加等等。但是，好多所谓的深水区，其实都是我们自己脑子里的深水区，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区。我们现在老以为以前改革很简单，现在才难了，这是错误的。就像我们好多人就是看别人做事、赚钱很容易，自己特别难。
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有既得利益问题，更重要的是意识形态的阻力。但当时领导人的领导力和理念很坚定，而且从上到下都是如此。许多地方的县委书记、县长，都有很强的改革欲望，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他们面临的阻力都非常大，但他们敢作敢为，有一种改革的精神。
凤凰周刊：大家都对今年的三中全会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现在也有人说中国的经济形势一直疲弱，并非改良时机。您是如何看的？
张维迎：我们的改革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自此之后，这个体制形成了一个惯例，就是每个三中全会总要出点新东西。客观上，一中全会是安排党内领导人，二中全会是安排每届政府的领导人，人事问题忙完了，就到三中全会了，三中全会才能够开始真正的工作布局。我相信三中全会可能会出现一些经济改革方面的说法，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大可能有实质性的新说法。
不过，今天我们中央全会说了什么，和20年前、30年前说什么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的情况，是好多事情下面在干，但是没得到正式认可，官方文件还不能说，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大家期待中央有新说法。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正好中央说出来了，那就是说我可以合法地去干了，原来观望的人也就不再观望了，跟着干就是了。
好比说私营企业的发展，1988年之前宪法都不允许，是违法的，但各地已经出现了不少私营企业，到了1987年秋，十三大党的文件承认私营企业是对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然后1988年春第七届全国人大修改宪法，承认私营企业的合法性。这个过程类似于是从社会上迸发的一股力量，这种力量被体制束缚，正在挣扎，每个文件出来，就松了一个套，这就是80年代90年代人们的期盼。所以这个文件写什么很重要。

今天的文件写什么，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自过去十年来，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说什么和做什么，已经没多大关系了。我们嘴上一直在讲改革，但行动上一直在后退。所以我现在对他们说什么已经无所谓了，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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