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三篇评论。他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皮克迪这本书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可以成为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辈的经济学大师索洛也力挺皮克迪，尽管皮克迪的书中对索洛的增长模型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就说，皮克迪的政策建议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激情而非经济学的逻辑。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和金融界的指责就更多了。围绕着皮克迪的这本新作，一场思想的风暴将会袭来。 可以预料，皮克迪的新作在国内也会引发激烈的讨论。思想的交锋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但是，同样可以预料的是，由于这场讨论涉及到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政府干预与市场秩序等敏感话题，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中国的经济学辩论经常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留下的只是足球场上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皮克迪新作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加以自己的简略评论，以期对参与争鸣的各方能有所参考。 从长时段看大历史 《21世纪的资本》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数据，并试图从一个非常宽广的时间段观察历史的变化。更具体地讲，皮克迪关注的是19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大趋势。 先从人口的变化来看。19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数量突然开始增加。这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皮克迪讲到，人口剧增是法国爆发大革命的历史诱因之一。目睹法国人口暴增导致的政治动荡，才促使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原理》，主张停止对穷人的救济、限制穷人的过度生育。 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1950-1970年间创下了1.9%的历史最高纪录，然后逐渐下降，预计到2030年会降至0.4%， 到2070年会降至0.1%左右。21世纪后半叶，即从2050年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0.2%，这其中，人口的净增长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1%和-0.2%）。 人口的变化会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会随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会随之提高。前一个影响已是众所周知。何以会出现后一种影响？一则，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二则，如果人口多，偏好会更多样，社会流动性相对更强，年轻一代会和上一代更不同，机会相对更多，间接地有助于减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产出的变化。大致来说，人均产出的变化和全球人口的变化方向一致，也会出现一个钟型曲线。但是，和人口变化的趋势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产出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口的变化。大致来说，在18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几乎为零，到19世纪开始缓慢增加。 20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两次赶超。第一次赶超是二战之后，欧洲（也应该包括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甚至包括苏联早期的经济增长）赶超美国；第二次是最近20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赶超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赶超，从长时段来看，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平缓的。从1700到2012年间，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增长速度为0.8%。 第二，人口增速会跌至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零。皮克迪认为，全球人均产出的增速在21世纪很难超过1.5%。 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和人均产出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1世纪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事实上，1950-1970年是全球产出增长的一个高峰时期，年均增速为4%。1990-2012年，全球产出的增速已经滑落到3.5%，预计2030-2050年会进一步降至3%，2050-2100年则可能跌至1.5%。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本身并不值得担忧。皮克迪反复谈到“复利”的力量，只要能够保持正增长，假以时日，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会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值得担忧的是，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赛跑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财富增长的速度。 皮克迪在此书中经常将资本与财富混用。他所谓的资本或财富，是指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的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 从长时段来看，资本或财富的构成变化较大，资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和法国，财富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和公债。当时的土地主要是农业用地，富人的财富来源主要靠到各地的农庄收租。之后，公债的规模不断提高，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公债规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200%。19世纪尚未出现通货膨胀，公债的利息给得又高，养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阶层。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土地价格低廉，贫富差距程度也较低。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提到，这是美国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国富人拥有大量的奴隶财产）。20世纪之后，资本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在财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业房产，以及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20世纪通货膨胀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购买公债不再是诱人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货膨胀、剥削公债投资者，逐渐降低了其债务的规模。 从长时段来看，与19世纪相比，21世纪的资本构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资本的收益率却旗鼓相当。19世纪，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与此相当。19世纪，公债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应该在7-8%左右。按照皮克迪的估计，粗略而论，资本的收益率大致在4-5%左右。 因此，皮克迪的结论是：r>g，即资本的收益率（r）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g）。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平等的历史 19世纪的时候，尽管缺乏详尽的数据，但人们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萌芽》等小说中，我们均能感受到当时的贫富落差。当时，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无不关注贫富分化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却渐渐地淡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54年，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流传甚广的“库兹涅茨曲线”。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从1913年到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库兹涅茨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说。“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为倒U型：随着经济增长，一开始收入分配会恶化，但渐渐地就会改善。所以，不必担心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自己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河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克迪利用更长时间的数据对库兹涅茨的研究做了推进。他发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间的确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收入不平等趋于稳定，没有进一步的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克迪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时候没有沿用库兹涅茨的方法，也没有采用经济学家惯用的基尼系数，他最关注的指标是资本/收入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为什么呢？皮克迪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都笼统地归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懒汉赚更多的钱是应该鼓励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财富，甚至是继承来的财富生息，导致的极度富裕的阶层（比如，最富的1%）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不平等。 资本（财富）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国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计算一年之内一国的收入。按照皮克迪的计算，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7倍，或者更直观地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6-7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美国为4-5倍。一战之后，欧美的资本/收入比均开始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降至2-3倍之间，美国则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开始上升，尤其在欧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上升到5-6倍之间，且有可能继续上升。按照皮克迪的估计，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收入比到21世纪末将达到6.5。 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资本/收入比，而且又知道资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a=r*b，a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资本收益率，b是资本/收入比）。比如，假设一国的资本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6倍，而资本收益率为5%，那么国民收入中将有30%是资本拿走的。 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问题呢？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储蓄率比穷人更高，富人的钱更多，投资的机会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就会比穷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穷人子女的距离拉得更远。如果你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那就惨了。你的工资增长速度应和你的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工资增长速度注定比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包括两个部分，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人口的增长）。 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为这本书写了三篇评论。他说，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皮克迪这本书将成为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可以成为这10年最重要的一本。老一辈的经济学大师索洛也力挺皮克迪，尽管皮克迪的书中对索洛的增长模型提出了不客气的批评。当然，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曼昆就说，皮克迪的政策建议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激情而非经济学的逻辑。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等保守派智库和金融界的指责就更多了。围绕着皮克迪的这本新作，一场思想的风暴将会袭来。 可以预料，皮克迪的新作在国内也会引发激烈的讨论。思想的交锋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但是，同样可以预料的是，由于这场讨论涉及到贫富分化与收入分配、政府干预与市场秩序等敏感话题，亦有可能变成一场混战。中国的经济学辩论经常是“一场运动员、裁判和观众一起上阵的足球比赛，混战结束，留下的只是足球场上一堆无人认领的鞋子。”如果只是偏见之间的互相批斗，不会对学术研究的深入起到任何积极的作用。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皮克迪新作中的主要内容进行简单的梳理，并加以自己的简略评论，以期对参与争鸣的各方能有所参考。 从长时段看大历史 《21世纪的资本》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数据，并试图从一个非常宽广的时间段观察历史的变化。更具体地讲，皮克迪关注的是19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的大趋势。 先从人口的变化来看。19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数量突然开始增加。这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影响。皮克迪讲到，人口剧增是法国爆发大革命的历史诱因之一。目睹法国人口暴增导致的政治动荡，才促使马尔萨斯写出了《人口原理》，主张停止对穷人的救济、限制穷人的过度生育。 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又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在1950-1970年间创下了1.9%的历史最高纪录，然后逐渐下降，预计到2030年会降至0.4%， 到2070年会降至0.1%左右。21世纪后半叶，即从2050年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0.2%，这其中，人口的净增长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1%和-0.2%）。 人口的变化会带来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会随之放慢。二是不平等程度会随之提高。前一个影响已是众所周知。何以会出现后一种影响？一则，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二则，如果人口多，偏好会更多样，社会流动性相对更强，年轻一代会和上一代更不同，机会相对更多，间接地有助于减少不平等。 再看人均产出的变化。大致来说，人均产出的变化和全球人口的变化方向一致，也会出现一个钟型曲线。但是，和人口变化的趋势略有不同的是：第一，人均产出的增速达到峰值的时间会晚于人口的变化。大致来说，在18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几乎为零，到19世纪开始缓慢增加。 20世纪人均产出的增长达到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出现了两次赶超。第一次赶超是二战之后，欧洲（也应该包括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甚至包括苏联早期的经济增长）赶超美国；第二次是最近20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赶超发达国家。如果没有赶超，从长时段来看，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是相当平缓的。从1700到2012年间，全球人均产出的年增长速度为0.8%。 第二，人口增速会跌至零，甚至出现负增长，但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不会降到零。皮克迪认为，全球人均产出的增速在21世纪很难超过1.5%。 考虑到人口的变化和人均产出的变化，可以得出一个结论：21世纪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一定会放慢。事实上，1950-1970年是全球产出增长的一个高峰时期，年均增速为4%。1990-2012年，全球产出的增速已经滑落到3.5%，预计2030-2050年会进一步降至3%，2050-2100年则可能跌至1.5%。 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本身并不值得担忧。皮克迪反复谈到“复利”的力量，只要能够保持正增长，假以时日，人们的生活水平仍然会有巨大的提高。但是，值得担忧的是，在财富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赛跑中，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低于财富增长的速度。 皮克迪在此书中经常将资本与财富混用。他所谓的资本或财富，是指一个社会中能够在市场上交换所有权的所有的非人力资本的资产。通俗地讲，包括了土地、房产、厂房、设备、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专利等等。 从长时段来看，资本或财富的构成变化较大，资本的收益率也有起有落。19世纪的时候，在英国和法国，财富的主要构成是土地和公债。当时的土地主要是农业用地，富人的财富来源主要靠到各地的农庄收租。之后，公债的规模不断提高，比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的公债规模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达到200%。19世纪尚未出现通货膨胀，公债的利息给得又高，养活了一大批剪息票的食利阶层。美国当时地广人稀，土地价格低廉，贫富差距程度也较低。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提到，这是美国更有民主精神的重要原因之一（但美国富人拥有大量的奴隶财产）。20世纪之后，资本的构成有了很大的变化。土地在财富中的重要性一落千丈，但取而代之的是住宅和商业房产，以及工业生产中的资本品。20世纪通货膨胀一度非常猖獗，因此购买公债不再是诱人的投资机会。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通货膨胀、剥削公债投资者，逐渐降低了其债务的规模。 从长时段来看，与19世纪相比，21世纪的资本构成或已今非昔比，但资本的收益率却旗鼓相当。19世纪，地租的收益率大致在4-5%，如今，房租的收益率也与此相当。19世纪，公债的利息收入可以有3-5%，如今，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应该在7-8%左右。按照皮克迪的估计，粗略而论，资本的收益率大致在4-5%左右。 因此，皮克迪的结论是：r>g，即资本的收益率（r）将会超过经济增长率（g）。资本得到的越来越多，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 不平等的历史 19世纪的时候，尽管缺乏详尽的数据，但人们还是能够直观地感受到收入分配的变化。在《悲惨世界》《大卫·科波菲尔》《萌芽》等小说中，我们均能感受到当时的贫富落差。当时，收入分配是一流的经济学家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马尔萨斯、李嘉图到马克思，无不关注贫富分化及其对社会可能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一问题却渐渐地淡出了经济学家的视野。1954年，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以主席的身份宣读了一篇论文，提出了流传甚广的“库兹涅茨曲线”。根据库兹涅茨的研究，从1913年到1948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有所下降。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45-50%下降到了30-35%。库兹涅茨据此提出了他的假说。“库兹涅茨”曲线的形状为倒U型：随着经济增长，一开始收入分配会恶化，但渐渐地就会改善。所以，不必担心收入分配，经济增长自己就会解决这一问题：河水会把所有的船都抬高。 皮克迪利用更长时间的数据对库兹涅茨的研究做了推进。他发现，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在1913-1948年间的确有了显著的下降，但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收入不平等趋于稳定，没有进一步的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开始增加，到2000年，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回到了1913年的水平。 值得指出的是，皮克迪在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时候没有沿用库兹涅茨的方法，也没有采用经济学家惯用的基尼系数，他最关注的指标是资本/收入比，即资本（财富）与国民收入的比例。为什么呢？皮克迪认为，基尼系数将所有的不平等都笼统地归在一起，但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努力工作的人比懒汉赚更多的钱是应该鼓励的，不好的不平等是那些不靠自己的努力，而靠财富，甚至是继承来的财富生息，导致的极度富裕的阶层（比如，最富的1%）和广大民众之间的不平等。 资本（财富）是一个存量的概念，是多年积累的结果，国民收入是流量的概念，只计算一年之内一国的收入。按照皮克迪的计算，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大约为6-7倍，或者更直观地说，欧洲的资本总量相当于6-7年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美国为4-5倍。一战之后，欧美的资本/收入比均开始下降。到20世纪50年代，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降至2-3倍之间，美国则在4倍以下，但之后又开始上升，尤其在欧洲，上升的速度更快。到2000年，欧洲的资本/收入比已经上升到5-6倍之间，且有可能继续上升。按照皮克迪的估计，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收入比到21世纪末将达到6.5。 这跟收入不平等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知道资本/收入比，而且又知道资本的收益率，就能知道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a=r*b，a是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r是资本收益率，b是资本/收入比）。比如，假设一国的资本相当于其国民收入的6倍，而资本收益率为5%，那么国民收入中将有30%是资本拿走的。 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更高又有什么问题呢？资本带来的收入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部分富人的手里。富人的储蓄率比穷人更高，富人的钱更多，投资的机会也就更多，富人可以把更多的钱留给自己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就会比穷人的子女提前起跑，把和穷人子女的距离拉得更远。如果你是一个靠工资吃饭的人，那就惨了。你的工资增长速度应和你的劳动生产率（人均产出）同步增长，这意味着你的工资增长速度注定比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包括两个部分，除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还有人口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