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翠兰

    众所周知，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廉洁状况之优，有口皆碑。然而，毛泽东并不刻意防治腐败，但却收到了“无心插柳柳成行”的效果。条规简约，却令行禁止；杀人不多，却警钟长鸣。毛泽东反腐败为啥游刃有余？笔者以为，毛泽东反腐败如同研习中国书法，讲究“字外功”。以笔者之见，毛泽东反腐败主要有五大“字外功”：

    一是“读书功”，防患未然。毛泽东十分重视看书学习，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他的一个重大历史创造。他曾深刻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列为“头道工序 ”，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风整顿，在改造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上下功夫，消除各种隐患于未然，不断提高干部拒腐防变能力。

    二是“纪律功”，防微杜渐。毛泽东曾强调：“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大家都能看懂，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不拿群众一针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样的小事都讲到了。作风纪律养成从点滴抓起，遵章守纪成了大家的自觉行动，以致出现秋毫无犯“落地红枣也不吃”那样的情景。

    三是“民主功”，监督有效。毛泽东特别注重民主政治建设，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被认为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泽东却要坚决打破它，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最相信群众，最依靠群众，打仗是这样，党风建设也是这样。

    四是“示范功”，不令而行。毛泽东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来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其身正，不令而行 ”。毛泽东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着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鼓舞着人民群众，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五是“批评功”，闻过则喜。毛泽东在七大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流水不腐，户枢不蠢，是说它们在不停的运动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蚀。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解决解决党内矛盾的主要方法。

    除了以上五项“字外功”，毛泽东反腐败还有扎实的“字内功”，这就是“惩戒功”，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建国之后，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泽东曾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讲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这些坚定有力的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泽东这些反腐方略，不仅当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党风政纪的纯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时下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腐败顽疾,各级党委政府不妨予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