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最近发布了《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官民间不信任度扩大”，二是关于“中国社会总体信任度已跌至合格线（60%）以下”。在解读这一报告时，《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署名文章却以“社会信任下降主因是人们风险意识提高”为题，这种本末倒置的观点出现在如此重要的媒体上不禁令人骇然。十多年信用风险管理的经验告诉我，从来都是信用下降导致风险意识提高和风险管理的强化，而不是风险意识导致信用下降。看来人们对社会信用的认识和探究依然不足。 

        中国特色的人情社会  在海外生活多年，回国后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国内社会信用和信用机制的严重缺失，而诸多社会的不良风气和扭曲的市场都与信用缺失有关。中国远不是一个信用经济和信用社会，人们主要通过现金或“人情”关系获取社会资源，是个不折不扣的现金经济和“人情”社会。人情的商品化是中国经济的一大特色。商人们通过人情关系获取特殊的经济利益、金融杠杆及竞争优势。官员们因人情而滥用公权力，职务信用违约屡见不鲜，造成政府公信力大幅下降。普通民众及消费者只相信可靠的亲友，不信其他的信息来源，有条件的人也心安理得地充作一两回信用违约者，反正撒谎不付费。人们在互不信任的市场和社会环境中支付着高昂的交易成本，相当一部分人为避免这些成本而负上了“人情”债务。“人情”已成为中国人离不开的生活内容，“人情”费用更占家庭支出相当的比列。

     人情与信用一样，有着特定的商业价值。而信用是指人对整个社会所表现出的诚信，是人们社会行为道德规范中最基本的元素之一。然而，这一最基本的人性成分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却成了成为稀罕之物，人们对一些正常的利他行为，特别是礼节性或善意的表示，都会投以怀疑的目光，即使雷锋再世，恐也难免遭到非议，说他不怀好意或另有所图。中国人的信用底线应该是“各扫门前雪”，然而，这一底线似乎正在被打破，人们不仅自己不好好打扫门前雪，或把雪扫到公路上，还怀疑别人扫雪的动机。可悲呼！

        扭曲的信用价值观  在国外时间呆久了，难免会入乡随俗，带回一些习惯行为，有时却感到十分的尴尬和无奈。比如，有一次在北京，天黑还下着大雨，我刚下公共汽车，准备过马路时，见到一位妇女拎着多个大包小包，沉甸得都走不动路了，我问是否需要帮忙，她不回答，我就帮她打伞遮雨，走到路中间她几乎摔倒，我问是否可将最不重要的东西让我帮忙拿，她连理都不理，我还是帮她抬了一会儿大包，为她打伞过马路，离别时一句道谢的话都没有。后来朋友告诉我，她的那些东西可能都是偷的，千万别帮她，否则会被看作从犯嫌疑。难道人们都这么想？

      见到弱者施予同情心，见到乞丐给点钱再正常不过，但自从在深圳市看到的一幕，我就再也不会施舍了。那是一位大肚子的孕妇，手里还抱着一个不足周岁的孩子，挨着垃圾桶掏东西吃，我实在受不了看到此场景，就给了她20元钱，让她到餐馆给孩子买些健康的食物。三个小时过去，我再次路过此地时，那妇女还在原地，掏的食物还跟原来一样，只是手上的孩子换了一个。连乞丐都是假的！

    我曾分别在上海和北京购买了一套房子，面积都是120多平米。上海的房子与“正规”的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结果“合同”被转卖3次，装修花费超过40万，而装修工头还说是赔本给我做的装修，不断要求加钱。工人们为了报复工头拖欠工资，故意降低工程质量。而北京的房子装修是通过朋友介绍的装修工进行的，仅花费17万，装修质量和标准远胜过上海的房子，而且还保修到今。说明在中国的商业信用极不靠谱，许多合同形同废纸，而“人情”关系才是利益和质量的保证，更印证了中国不是信用经济的现实。

     从不断曝光的诸多信用违约事件中，包括“三鹿毒奶粉”、染色馒头、皮革奶、地沟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以及“郭美美事件”、“小悦悦事件”、“南京彭宇案”、大量的文凭及论文造假现象，等等，我们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社会生态在牵引着社会的走向，以致现在谁也不相信谁。更为可怕的是，目前似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扭转这一现状，阻止信用危机的进一步爆发。我们所缺的不仅仅是一个制约人们行为的信用机制，更需要一个道德权威，或能让人们看到希望的精神领袖。十多年前朱镕基总理能够力挽狂澜，重启经济改革，以其雷厉的锋芒，誓言要准备100具棺材，99具给贪官，一具留给自己。这是何等的气魄，在许多人看来，他只是个改革家和清官，而在我看来，他更像个道德权威和精神领袖。如今有谁能有此等魄力，重塑中国社会的信用价值观，恢复人们的信心？

          中国人的信用哪儿去了？ 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当美国的（商业）信用泛滥成灾的时候，中国的（社会）信用却在大幅衰竭。两者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关联性呢，难道说中国人的信用也随着“物美价廉”的商品出口到了美国？

       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和对美慷慨借贷促成了美国的信贷和信用消费市场的空前繁荣，以致触发了2008年的信用危机，信用危机显然是因为信用产品过滥过剩造成的。而美国对“中国制造”的需求成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带动了中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促成了中国商人对国家资源的疯狂掠夺和破坏，官方对GDP的狂热追求，以及民间对金钱的盲目崇拜，整个社会物欲横流。为迎合如此快速的增长需求和欲望，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突破信用道义的约束，致使社会信用被过度消耗，并一步步走向枯竭。深受其害的消费者和普通民众，开始逐步建立心理防线，不再愿意为信用违约者买单，时而群起反抗，而大多数人却选择了沉默，这就造成了目前这种官民信任危机和低迷的社会信任度。信任度是指人们对他人的信用所表现出的接受或欣赏程度。低信任度是个危险的信号，更大的危机会在沉默中爆发。那些喜欢鼓吹阴谋论的人，不妨可以把它编成危言耸听的故事，把它想象成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信用是可以量化和沽值的商品。信用不仅本身是个生产价值的产业，同时又像润滑剂助推优质产业和服务业的健康发展，淘汰伪劣产品和服务。发展信用经济和信用社会不仅可以大大增加GDP的产出，还能使人们安心消费，促进社会和谐。可惜，人们往往只看到实体经济对GDP的贡献，却看不到信用在商品经济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信用的缺失对商品经济的损害，这是国家发展的一大失策。就像作者在《疯狂的信用》一书中提到的，那些跌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是因为未能及时建立完善信用经济和信用社会体系，明显的表象就是官员信用违约造成腐败盛行，政府滥印钞票导致货币信用贬值，民间有钱人纷纷逃离被污染的环境和分化的社会，造成资本和信用的流失，以致经济长期徘徊不前。中国似乎正朝这一陷阱迈去。

    失信的社会也让相应的产业应运而生：造假业。任何票据、证书和商品，只要有利可图，便能迅速生产，效率惊人，不计后果。与山寨仿造业一起构成了庞大的灰色产业链，相关广告占据了城市路边广告的半壁江山，从业人员更是遍及各个角落。该行业的产出当然不可能直接计入GDP，但它的发展与中国偏离信用社会是同步的。

          美国式的信用社会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美国是个极为复杂的社会，几乎容纳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人种，但她却没有官方的户口管理制度，也没有个人档案，却有一套完善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管理机制。这套制度收录了人们的居住和收入信息、商业活动、消费、借贷活动，法庭记录，以及人们的信用行为，并根据他们的行为模式计算出信用评分。实际上人们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有很强的关联性，一旦出现造假或违约行为，就会被记录，信息就可能被相关单位获取，影响到当事人的商业和经济利益，包括购房、就业和消费。与商业评级机构一起，构成了无所不在的社会信用网络，为社会和商业单位提供客户个人和商业机构信用信息。信用不佳的人和商家迟早会为自己的违约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

      美国看起来是个人情淡漠的社会，但却是个信用社会。人们不能太指望直接通过关系得到利益，但可以通过诚信积累达到目的。没有“人情”的庇护，人们只能通过努力获取利益，通过购买各类保险保护利益，这一切都离不开信用；商人们更要提高自身及其产品的信用度才能生存。美国人其实生活得并不那么自由，终身债务缠身的大有人在，被莫名奇妙账单或传票拖垮的也不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