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胡润连续第十年发榜，10年间，胡润的各种榜单越来越丰富，他的个人名气也越来越大。从1999年第一次推榜单时，没有一个富翁见他，到现在“几乎是百分百”见，胡润已成功迈入名流圈，成为“中国富人俱乐部的领队”。

　　一个原本无名的英国小伙儿凭啥能把一张“座次表”整得风生水起，并10年不衰?

　　中国缘

　　泰晤士河畔的伊顿公学，是世界上最著名的私立中学之一，1440年由英皇亨利六世创办，有着“绅士摇篮”的美誉。17位英国首相、36位获得过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英国最高荣誉的英勇奖章)的达官贵人，都是毕业于该校。1988年，13岁的胡润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胡润并非达官贵人，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的英国人，之所以能进入伊顿这样的名校胡润确实是靠他的真才实学——当年，他的成绩是前20名。

　　伊顿毕业后，1989年，胡润进入杜伦大学学习语言。在杜伦大学期间，根据课程安排，学习语言的学生第三年必须出国学习。而如选择中文或阿拉伯语，学习到第二年就得去。胡润很兴奋，他觉得这是一种挑战，他准备迎接它。

　　1990年，胡润抱着挑战自己的心态第一次踏上神秘的中国大地。作为一个进修生，他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很多人好奇，为什么要选择学中文?这是我的兴趣，一个金发碧眼的老外倘若能把中文说溜了，简直忒牛了。”胡润笑言。那时，中国人还不太习惯和外国人打交道，老师对“胡润们”都比较客气，年底根本不用考试。他们所在的留学生楼就成了小社会，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感觉。

　　大学毕业后，胡润回到了英国，加入了安达信——当时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我那时的想法很现实，不管何时何地，会计师都是一份能提供稳定收入来源的工作。”

　　在安达信第一年的日子快乐得让胡润感觉仿佛置身天堂，工作不仅没有什么责任指标，还能每个月稳定地领薪水。不过，好景不长，公司规定，每个人必须参加英国会计师的证书考试，如果通不过就要卷铺盖走人。

　　“逃过一劫后，我老老实实干了3年，心里又有点活泛起来了，想着是不是该到中国去工作了。”1996年，上司问胡润：“有一个香港的职位，去不去?”胡润琢磨，回归前的香港就像1988年的日本，很多外国人在那里工作生活，也许和当地人接触的机会不多，就一口回绝了。接着又有一次去北京的机会，可胡润毕竟已经在北京住了一年，没什么新鲜感了。又过了半年，上海的职位终于向胡润招手，胡润如愿以偿。

　　去上海，胡润还有一个私人目的——撤退。他在英国实在太忙了，每天晚上呼朋唤友出去HAPPY，几乎没有时间思考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上海就不一样了，举目无亲，他一个人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家看书。于是在苦苦等待一年之后，1997年9月，胡润将自己“空投”到上海。

　　首榜源于“走神

　　当时，安达信在英国五大会计师事务所里排名第三，可在中国绝对是NO.1。上海的办公室里更是聚集了最优秀的人才，年轻高薪、心态开放、精力充沛、诙谐幽默，每个人都充满阳光。当时的胡润也是，每一天都咧着嘴大笑，这样的状态差不多保持了9个月。

　　上海的合同签了两年，这意味着到1999年9月胡润必须为自己再做一次选择。合同到期之前，人事部门就问：“要不要去香港?”、“要不要去卢森堡?”，胡润都拒绝了。最后，公司给他保留了在伦敦的职位。职位是保留了，但伦敦却没去成，而把他留在中国全因为一次培训时的走神。

　　那次培训，因为课实在无聊，胡润不知不觉开始走神，神游在中国的一些问题上。那时的他已经在亚洲工作、生活了近4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欧美很少同龄人拥有类似的经历，这一点胡润非常自豪。可每次遇到有英国人问起“嗨，Rupert，中国怎么样?”他总是不知该如何回答。

　　百无聊赖之际，他突然灵光乍现，想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应该把这个概念折射到个体的人身上，人或多或少有一些窥私的欲望，如果具体的某人以及他的故事足够精彩，一定会吸引公众的兴趣。那么拿什么指标来反映具体的人呢?胡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各种想法。首先，每个人肯定都希望做一个成功的人：然后，成功一词该怎么定义呢?于是，他拿起笔开始在纸上列一份条件清单：家庭幸福、纳税多、员工多少、个人资产多少……接下来，他觉得家庭幸福不太可靠，外人说不清楚，纳税也很难说，当时农业领域不少是免税的：至于员工，1999年是IT逐步走红的一年，这个行业不能用人多人少来衡量。排除法将清单上的一项项勾掉后，就只剩下“人个资产”。培训课一结束，他已给自己布置下了一份家庭作业。

　　“谁是中国最富有的人?”当这个问题被抛给安达信的中国同事时，尽管他们在会计、审计行业算得上是精英，可结果却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要是在英国，别说是金融专业人士，就算普通人也能报出十大富翁的名字。如果他们都不知道，那么几乎没有人能知道了，看来调查非常有必要，这让胡润打定主意要做一份榜单。

　　距离他返回英国还有2个月，胡润必须在2个月里把这份东西做出来。他先找了一位老师，此人是渣打银行英籍经理，已在中国待了20多年。接着，胡润的中文老师介绍了她的好朋友——东华大学的学生张俊来做胡润的第一位调研员。

　　1999年7月19日，胡润开始着手排榜。在很多人看来，制造一份榜单是疯狂的主意，何况是在只有两个人可调配的前提下，但胡润感觉这场“两个人的战争”十分有必要。

　　他们决定把浩大的工程分为五个步骤投入30％的精力来寻找是否有人曾经做过榜单、是如何做的，花50％的时间来找能跻身榜单的人，剩下20％就留给如何为这些入榜者搭建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以及按照A～E五个级别为他们排列财富。

　　怎样才能在10多亿的茫茫人海中寻找到这些隐身的富豪呢，胡润初步的想法是从公开的资料中进行地毯式搜索，这些公开的资料包括《人物年鉴》之类的书籍、财经类媒体报道、企业家自传、互联网以及借鉴《财富》杂志和《泰晤士报》等国外媒体。

　　几天过去了，在苦苦寻找中思路也一点点清晰起来，胡润开始锁定挖掘这些富豪的渠道：上证交易所里的A股公司、慈善机构的捐赠名录、大学校园里的捐助者、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高端政治家的会面、军队商人、人物年鉴、红色资本家、娱乐明星、纳税金额、每个行业最大的前十名公司……一共罗列出20种方法。

　　通过这些方法，胡润找到了张朝阳——当时他刚刚回国拿到一笔风险投资创办爱特信公司，也就是后来的搜狐，还找到了红色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荣毅仁，中国最大私营企业之一

的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上海滩上有名的杨百万；第一个拥有法拉利跑车的中国人李晓华等。除了公开的财富数字之外，他还需要赋予这些富翁们一些有血有肉的故事，胡润选定的内容包括年龄、出身、生肖、家庭状况、第一桶金是怎么得到的、主要涉足哪些行业、有什么趣闻。如同一个孩子在摆弄自己心爱的积木，脑中形成一个初步构架后，《百富榜》就像一座大厦在胡润的手中慢慢成型。

　　另立门户

　　第一次制榜时，正逢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所以，胡润选择了50位富豪入榜，希望通过“50年，50人”的概念传递出一个正在变化和腾飞中的新中国形象。

　　1999年9月1日，胡润如期回到英国。“到了家静下心来，就开始考虑通过什么渠道交出我的成绩单。最初的想法是到一个大学的讲台用演讲的方式来吸引一些听众，可这样似乎不那么有趣。联想到国外曾经发布过类似的榜单，我能不能也来尝试一把呢?我当时翻了黄页，通过114查到了主编们的电话。”

　　9月10日，《金融时报》、《泰晤士报》、《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先后收到了一份胡润发出的传真。上面写着：“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少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载联系。”

　　《福布斯》是当初所有接到传真的媒体中反应最积极的，第二天就和胡润取得联系并达成合作。

　　两年的榜单做下来后，胡润发现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显，于是在2000年9月，胡润毅然辞去在安达信的工作，希望能在这方面进行深度挖掘。在顺利合作四年后，《福布斯》高层造访上海，宣布将在其85年的历史中首次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福布斯》正式派往中国的首位雇员——范鲁贤也在公众面前亮相，成为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润与《福布斯》也就此分手。

　　和《福布斯》“离异”后，胡润找到了“欧洲货币投资机构”。这是一家本部位于英国伦敦的上市公司，在全球拥有160多份出版物，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欧洲货币》、《亚洲货币》和在美国发行的《投资机构者》。他们主要针对银行、金融衍生产品及投资等领域，恰好《欧洲货币》当时也希望寻找一种进入中国市场的方式，“可以说，我们一拍即合，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2003年10月，胡润在上海正式发布了中国《百富榜》，同时还扩充了内容。推出IT、地产、金融三张各50人的附属富豪榜单。

　　在胡润看来，其实自己现在也是一名创业者。除了制作各种榜单，胡润的团队还从事各种会议、活动的组织及举办。如今，中国已成为胡润的家，他在上海买了房子，和妻儿一起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

　　侧面轮廓分明、生动的胡润，用他的“百富榜”给中国社会、经济近年来的变化留下了一个生动的侧影。他很认真地制作榜单，寻找富有的人，但找出谁是首富并不是他的终极目标。他更想解开自己的，也是无数人的困惑当代中国人的财富到底是怎样积累的。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英国人能在中国做富豪排行榜长达十年之久的原因吧。

　　从1999年至今，10年来，一年一度，这个英国人都会给外国人提供一个了解中国的观象仪，给普通中国人提供品头论足富豪的谈资和乐趣。这个骨子里相当“英国”的胡润，由此也收获了一个相当诙谐的绰号——中国“榜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