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奇说:“我们的时间经验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已经能够注意到从前可能会使我们忽略的简短事件,而且,我们还能欣赏那些十五年前会被认为是长得不能忍受的、极长的事件。我们也不再介意一个音是如何开始、持续和结束的。在一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钢琴音乐的讨论会上,周文中说,西方音乐家从前坚持认为,一个高音应当保持音高,从始至终不应颤抖。而中国的音乐家们,他说,则感受得到在高音过程中的某些变化,会使乐声更加生动,更加‘悦耳’。如今,人们在倾听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论它们各自有何特点,是否多变或呆板。对于那些我们过去没有听过的声音,我们变得格外注意。我简直对勒贾仁·希勒的计划着了迷,他想利用计算机手段创造一个‘巨大的乐队’,来合成无与伦比的声音,结束时又仿佛是弦乐。对于无声,我们也很宽容。无声不再像从前那样总是令人不安了。”
这个时候,吴音忽然想起来,前天,姐姐给他打电话,说是她的儿子、他的外甥,在广东打工,结果从工厂没有拿到工资,工厂出了事件,结果欠薪不给,外甥遇到了经济困难,跑到了北京,而她作为姐姐,在老家农村也没有办法,他从外国回来,请他见见这个外甥,看看能不能帮点忙。吴音答应了,现在,他的脑海里倏忽飘过了很多印象和画面,他看到了他的童年,他在山道弯弯的小路上走着,赶着家里的老黄牛,在田边吃草的情景。虽然他到国外很多年了,可是,每年都给自己的姐姐家寄钱,眼下外甥遇到了困难,他当然要帮忙了。他还给了姐姐自己的助手的电话,叮嘱她,叫外甥来了北京就立即打这个电话,因为他杂事很多,会让助手安排外甥的事情的。可是,外甥曾经和他的助手通过一次话,也和他说了几句,说已经买了来北京的火车票,然后就没有任何消息了。他想,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外甥的手机已经没有钱了?没有钱,那就连电话也打不通了,外甥的号码就是一个空号。那他就只好等待外甥来主动联系他。可是,一直等到音乐会开始,他也没有等到外甥前来找他,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吗?他很担心。在他的眼前,来听音乐会的人大都表情安详,平静,他们都是中产阶层,和中产阶层以上的人群。只有他们是有闲和有钱的,能够来听他的音乐会的。这场专场音乐会已经策划了好长时间,因为,他不知道国内能不能接受他的音乐观念和作品,尽管他的很多音乐作品已经享誉全球。后来,演出公司告诉他,不仅北京的观众很希望他能够回国演出,而且可能有喜欢音乐的领导人会来听他的音乐会,他就觉得很兴奋。而且,这可是他的专场音乐会啊,他的最主要的作品都要在这场音乐会上演奏。比如,他写的那些要用夹木片的钢琴演奏的钢琴协奏曲,以及键盘浸泡在水中的独奏,还有带有湖南和贵州傩戏风格的大型交响乐,以及室内乐、歌剧和没有声音的禅乐。自然,他本人还要表演自己的精神导师、音乐家约翰·凯奇的代表作《4分33秒》,一是为了向西方的音乐大师致敬,二是为了让北京的观众一下子就能够进入到他的作品的氛围里,明白他的音乐为什么那么不规则、古怪而“不动听”,明白了甚至没有声音也叫做音乐,这样的音乐为什么会在国际上那么吃香。
他想起来,在音乐学院里,自诩为天才的同学们,一个个都疯得那么彻底、那么的自以为是,那么的自我和超我,以最大可能性地来试验音乐的边界。现在,同学们流落在全世界各个地区,大都有不俗的表现,而他是其中最耀眼的一个。现在,他回来了,在国家大剧院里演出,似乎整个国家的力量都在托举他。现在,西方人都感到,中国真的强大了,中国在21世纪的头十年里,真的像一个巨人那样,迅速地崛起了。他每一次回国,短暂的停留,都可以发现很多城市的变化,交通设施的快捷和迅速,连他都感到吃惊。他想起来,很久以前,在北京,永远都是那么两条地铁,但是现在,新的地铁每年都在开通;从武汉到广州的高速铁路达到了每小时350公里,比多年以前他在日本坐新干线的时候的车速快了接近一倍。日本人的速度都不行了,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在中国,干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的快速,效率比欧洲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高多了。这是为什么?很简单,是托了邓小平的福,是他老人家高瞻远瞩,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韬光养晦,要跟着美国人建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走,不要和任何人搞对抗,尤其是搞意识形态的分类和斗争,要进入到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确立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游戏规则里,韬光养晦地来发展自己,这一招很聪明,你看,我们买了那么多美国的国债,这就成了和美国经济上联系最紧密的国家了。对于这些西方国家来说,民主、自由这些概念,现在是对付那些他们攫取利益时受到了阻碍的国家时才真正管用的,可是,只有你的经济实力上去了,你才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地说话。就在前一段时间,英国国籍的一个毒品贩子被中国新疆的法院判处死刑,并且很快执行死刑了。刚好,他那段时间在伦敦演出,看到了很多英国的报纸在愤怒地声讨中国政府的“不尊重人权”,他哑然失笑了,接受采访也有人问他这个问题,他反问:“你这不是在问中国要治外法权吗?你觉得这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可能吗?贩毒,在任何国家都是严重的犯罪啊。”这让他想起来,在清朝的末期,林则徐在广东禁止英国人贩卖鸦片时的遭遇。时代不一样了,治外法权不存在了。主权大还是人权大?当然是主权大。这些老牌的、正在衰朽的国家,骨子里的傲慢是改不了的,去不掉的,让他们服气,你就要凭借自己的实力说话,否则,他们就祭出人权的大旗来压制你。狗屎!你在全世界来回走,你发现了世界的不平衡,你看到了新的体系在变化,但是,都是美国主导下的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变化。作为音乐家,你有你的角度、你的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世界是平的,有人告诉你,那是因为有互联网了,所以,有人觉得世界有可能连接成一片了,信息技术革命将使世界变成平的。不,世界绝不可能是平的,你是知道的,世界是凸凹不平的,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裂缝和陷阱,是丘陵和洼地,是雪峰和沙漠,是大河和海沟。世界怎么能是平的呢?世界一直是弱肉强食啊,世界怎么能是平的呢?不可能是平的,音乐也不是平的。穷人的世界,伊斯兰世界,新月一样的从北非到东南亚的狭长地带,非洲的中部,南美洲,和欧洲的东部,北美,东亚,区别很大。另外,美国一个学者福山说,历史终结了。历史果真终结了吗?扯淡,怎么可能呢?历史终结了的话,就不会有战争了,就不会有美国军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了。历史终结的另外一个意思是,人类自18、19、20世纪数百年的社会制度的实验和革命的历程,最终以确定了市场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为终结。这又扯淡了,且不说西欧和北欧的一些民主的福利国家多么像社会主义,中国走的路,也和他们大不一样啊。他每一次回到了中国,都可以感觉到中国每天都在变化。这种变化令人兴奋,但也让人觉得心里有些不踏实。比如,我们是不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啊?我们是不是在发子孙财啊?我们是不是搞的是破坏环境、以牺牲子孙利益和环境为代价在搞建设啊?他的心情很复杂。这些都是音乐之外的事情,但是,又都和音乐有关。比如,他就专门到三峡水电站,去采集了很多工程施工和居民点拆迁所造成的声音。音乐就在现实中。音乐就在生活中。音乐就在历史中。音乐就在心灵里回旋。音乐就是噪音。音乐又不是噪音。那么,音乐无处不在,音乐又难觅其踪。
他的脑子里翻江倒海,胡思乱想,他的意识流四下流淌,涕泗滂沱。可是,这些意识流动,是不是都是因为观众的座位上,坐着几个懂得音乐的领导人?是不是他们肩负着国家的重担,肩负国家发展的要务而使你有了如此丰富的联想?很可能就是这样。忽然,他又想起外甥要来和他会面的事情了。可是,为什么外甥没有和他联系?难道外甥没有如期抵达吗?他想起来自己可能疏忽了,因为,他再三嘱咐让助手给外甥留好票,可是助手却并没有告诉他外甥拿到票没有,只有这样,外甥才可以进来,可以听到他的全场音乐会,这个音乐会都是他这个舅舅的杰作。要不然,滴水不漏的安全保卫措施是任何人都无法进入到这个音乐厅的。国家大剧院因为有领导人来听音乐会,安全保卫措施肯定很严密。他想起来,前些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听了一场有他的作品的音乐会,那种安全保卫措施,他是见识了。不仅安全人员事先要勘察音乐厅的现场,要把所有可疑的地方都搜一个遍,而且,整个乐团的所有的乐器,都被检查了一遍。在音乐会开始之前,门内门外到处都有枪手埋伏,在音乐会表演的过程中,只要是有人有异动,那么隐藏起来的枪手,就会立即出现,果断地击毙刺客。那么,现在的他,是不是也在枪手的严密的安全保卫之下?光圈照着他,可是,他知道,真正的安全保卫的隐形的光圈,是在那些领导人的身上,是领导人在安全保卫的光圈里。今天,他的外甥说要来找他,但是,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他。他问助手好几次,助手都告诉他,你的外甥再没有和我们联系,我把我的电话给他了,可是,就是没有接到他的电话。那么,他为什么不和我的助手联系呢?他跑到哪里去了呢?
王强,你快走开!不许在这里呆着!你还想看个究竟,希望看到那个人从高楼上,很精彩地、惊险地、在一片呼叫声中跳下来,掉到地面上摆放着的那个黄色的充气垫子上,然后安然无恙。但是,工友中的领班对你说,老板说了,谁在这里停留,到时候就开除谁!你当然很想看看黄汉刘这个人,到底要怎样从楼上跳下来。你知道,这些年,很多拿不到薪水的民工,都喜欢表演跳楼,这实际上是一种很容易把假戏做成了真戏的一种游戏,分寸很难掌握。因此,这个跳楼的行为就被一些人说成了“跳楼秀”。可是,要是那些老板、经理、包工头和地方政府把钱都给了民工,民工还会跳楼吗?民工除了跳楼,还有没有别的办法拿到属于自己的工钱呢?没有,基本上没有,那么,民工就只好跳楼,就像失去了右手的黄汉刘要跳楼一样,他只有以这种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来让有关人士解决问题。于是,你走开了,你明白,所有的工厂主都不情愿你们看到有工人跳楼来逼迫他们掏钱这一幕的,资本家都是黑心的,人们一般都这么说,可是,资本家有钱就是为了再生钱出来,不黑一点,怎么可以赚到钱呢?其实,你很理解工厂主,你觉得,要是你当了工厂主,你一定比现在的工厂主还黑,还狠毒——不狠毒,我怎么可能赚到钱呢?你还想要挟我给你赔偿?好,我叫黑社会的人来再把你的腿打断,你想。当然,现在,你和跳楼者都是一个打工的,你的存在决定你的意识,那就是,你也意识到,早晚你也会和那个跳楼的人一样的命运。你走开了。后来,你听说了,警察上了楼顶,把黄汉刘劝了下来,他不跳了,因为,工厂主决定给钱了。工厂主是台湾人,按说,他们的心地要比大陆一些刚暴发起来的家伙好一些。可是,看到法院的判决书要给黄汉刘17万8,他们还是觉得心疼肉疼的。这么多钱,谁都会肉疼,可是,活该你是老板啊。黄汉刘只给你们干了一个星期就失去了右手,可是天理和人间的道理都在黄汉刘这边,因为,他是弱者,他是在你的工厂里把右手搞没了,你就必须赔偿。再说,劳动仲裁和法院接连都做出了仲裁和判决,怎么你们就不能按章办事呢?非要等到人家要跳楼了,你们就要给钱了,非要搞成这个样子不成吗?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下大雨了。你的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些烦躁。你感觉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那天雨下得很大,跟瓢泼似的,从天而降。到了上午10点,雨小多了。你去上厕所,忽然看见一个穿着黄色雨衣的人和你擦肩而过。你看到这个人就是黄汉刘。他是去干什么?难道又没有要到赔偿?你看见工厂的两个保安在后面追他,推搡他,可是,身材矮小的黄汉刘很机灵,躲开了。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出来了,黄汉刘立即冲了过去,挡在了黑色轿车的前面。你知道,这辆车子是工厂总经理的,你看到总经理下来了,然后,黄汉刘和他吵了起来。你躲在了一边,悄悄地看着眼前这一幕。你看见公司的两个副总经理也从办公楼里闻讯出来了,他们上前挡住了黄汉刘,大个子副总追打黄汉刘,保安赶紧把总经理让进了保安室,其中一个个子比较高的保安索性把黄汉刘抱了起来,要把他丢到工厂的大门外。他冲出了工厂的大门,一把把黄汉刘丢下,另外一个个子小一点的副总经理跟上来,动手扇了黄汉刘的耳光。就在这个时候,你的眼皮开始跳了,你觉得要出大事情了,果然,你看见黄汉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取出藏在怀里的一把匕首,猛刺刚才打他的那个大个子副总经理,把他扎倒了,另外那个扇他耳光的小个子一看势头不好,拔腿就跑,但是,黄汉刘追了上去,对着他的后脖子猛地扎了几刀。你眼看着鲜血从那个副总经理的脖子上冒了出来,跟喷泉一样。这时,总经理听到了打斗声,拿着一根钢棍从保安室里出来了,上前迎面就给了黄汉刘一棍子,打在了他的脑袋上。你觉得自己的脑袋也嗡的一下子,可是,你发现黄汉刘一点反应都没有,他立即和总经理扭打在一起,并且用那把15厘米长的——你后来听说的——水果刀,接连刺向了总经理的脖子、胸部和腹部。总经理也倒在地上了,这时,雨水又开始落下来了,三个台商都躺在地上,血水和雨水混合起来,开始往大门外面流。你看到黄汉刘愣了一下,就往工厂外面跑去。就在这个时候,你忽然来了一个念头。你夺过了一个目瞪口呆、蠢笨如牛的胖保安手里拿着的一把钝刀,几步就追了上去,用刀背在黄汉刘的后脑上使劲砸了一下,你满意地、遗憾地看到了黄汉刘应声倒了下去,也趴在地上不动了。整整过了5分钟,警车的警笛才呼啸起来,并且离工厂越来越近。你知道警察来了,警察可以来处理一切情况了。
后来,你被警察叫去做询问笔录。你描述了自己看到的那一幕,你讲得很详细。你后来拿着的一把起到了关键作用的钝刀,作为物证也在派出所里。可为什么你会用那把钝刀去磕击黄汉刘的后脑袋,让他最终趴下了,连你自己都说不清楚。也许,这不过是一种本能?你害怕黄汉刘转身来杀你?警察问。不可能,他当时已经开始逃跑了。我就是见义勇为吧。你笑了,你给自己找这么一个理由,觉得很有说服力。黄汉刘把那三个人都刺倒了,现在,他一下杀了三个人。这是我们这个派出所五年来接到的最大的刑事命案了。因此,作为目击证人之一,你必须详细地给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况。好的,我一定,我把我所记下来的全部告诉你们。我觉得,黄汉刘是被逼迫无奈的,根据我听说的情况,自从他伤残之后,就一直在为自己索要赔偿,但工厂的经理就是不和他沟通,即使是劳动仲裁和法院判决书接连下来了,工厂的老板们,那几个台湾人就是不愿意支付。当然,他们答应补偿的数字,只有不到9万块钱,这远远达不到黄汉刘的要求。而且,后来,工厂主对他很不耐烦,告诉保安说,如果再看见黄汉刘出现在工厂里,就扣他们一个月的工资。所以,只要黄汉刘出现在工厂里,保安就会驱赶他、推搡他,这样就进一步地激怒了他。实际上,这样反复地刺激他,使黄汉刘觉得自己索赔无望,最后才采取了这么一个极端行为。警察认真地听你说,认真地在电脑上敲打,最后,把你说的那些都打印出来,让你签字:“以上的记录都是我说的,我看过了”,然后,还用你的大拇指摁了红色的手印,分别印在自己的姓名上、“我”字上。这个时候,你感觉十分疲惫,就在派出所睡着了。
从派出所出来,你回到了工厂,发现工厂里一片死寂。工厂的三个经理都死了,厂子一下子就有些乱,管理者紧急开会,让大家放假两天。厂子里就没有人。这个时候,黄汉刘在老家的人也来了,他们找到了你,他们很生气,他们问你,为什么要把黄汉刘打死?你惊呆了,你没有想到你那一下子,竟然把黄汉刘也打死了。你害怕了,可是,警察没有抓我啊,我刚刚从派出所出来的啊,你说。后来,你发现,黄汉刘的家属不过是在威胁你,因为他们很生气,要不是你给黄汉刘那么一下子,兴许黄汉刘就跑掉了。他们后来告诉你,黄汉刘没有死,但是脑袋受了伤,现在在看守所里,经过了治疗,已经可以说话了,神志清楚了。你向他们道歉,你觉得,你的确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给他来那么一下子,你可能是觉得自己立功的时候到了,或者,你感觉要是不给他来一下子,你自己就说不清楚了。反正,后来的事情已经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了,工厂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影响,生产和销售全部受到了影响,几乎停顿了下来。很快,台湾的投资人家族也来了人,他们的意见是要关闭这个工厂。大家也都慌了,因为每个人马上要面临失业的问题。根据厂方的方案,所有的员工都会拿到多出一个月的工资。你觉得松了一口气,要不然,你想,大家都会上街去游行的。
但是,你把钱拿到手了,黄汉刘家的人找到了你,拿来了黄汉刘的医疗费的单据,说,这个费用应该你掏。因为,是你打的黄汉刘。你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把那两个月的工钱全部给了他们。你现在就几乎没有什么钱了。你情急之下,去找工厂主的台湾亲属,你找到了总经理的老婆,一个很胖的、脸上有一颗大痣的女人。她听说了是你拿钝刀砸伤了凶手,也并没有给你一个好脸。她反而在责备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动手?为什么要等到他已经杀了人,才制止他?你当时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制止他?你还想来要钱,滚吧!人都死了,你还来要钱?这个胖女人向你咆哮。你感到受到了很大的侮辱,你仓皇地跑了,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你觉得很生气、很无奈,你觉得自己很憋闷,你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了半天。后来,你到工厂的宿舍拿行李,你看到偌大的工厂的确是人去楼空,没有什么人了,机器也不轰鸣了,过去熙熙攘攘的人群,忽然一下子就都没有了。这个时候,你走投无路,才给你的妈妈打了电话。她给你的卡上汇了她手头仅有的一点钱,让你买火车票去北京,接着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说,这是你舅舅的助手的电话,你赶紧给他们打电话,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在北京有演出,你舅舅是一个大人物,他一定会帮助你。去吧,到北京去找你的舅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