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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涛:李江涛教授:如何做一个成功的管理者
2016-01-20 2212

  有些问题我们需要思考,比如,父母对你好,你孝顺父母;父母对你不好,你还能不能孝顺他?部下对你好,你去关心他;部下对你不好,你还能不能关心他?领导对你好,你拥戴他,他有什么事儿你帮他解决;领导对你不好,你怎么去对待?

  现在的人一般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比如很多企业,你赚钱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考虑环境的问题?如果没有人发现,你会不会不作任何处理就排污?古人讲人要学会敬天,现在的管理者是不是应该有这样一个思考?你如何对待你的部下?如何对待你的老领导?作为企业家,当你的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你如何对待顾客,如何对待周围的环境?这实际上都是一种人性的思考。

  两千年前孔子对“仁”的理解,对我们当今这个时代仍然有着非常深远的价值。孔子总结说,仁的主旨是成就别人,所以要厚德载物,要学会去接纳别人。仁的要求是克己复礼。克指的是约束,克己就是对自己的欲望要有所控制,对自己内在情绪要有所管理。

  战争年代讲究优待俘虏,这是对待失败者的一种态度。咱们现在对待失败者太不宽容了,导致很多人都恐惧失败。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要从孔子那里学习怎么对待失败者,怎么对待对自己不好的人,怎么对待自己的敌人。

  历代的统治者也都愿意用儒家的文化,国外对孔子的评价也非常高,为什么?因为儒家文化把很多人性的东西看清楚了。

  在“仁”的基础上,儒家的另一大代表人物孟子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居仁由义”。就是说人要内心存仁,行事循义。

  什么是义?很多人把义理解成义气,铲除邪恶。有人会说,见义勇为不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吗?所以,有人欺负人,我们去帮助人家,这就叫义。我们现在对儒家的很多东西的理解得都过于狭窄,我认为这么理解义,仅仅理解了一个表层。这是小义。

  那什么是大义?在大是大非上,你的态度是什么。也就是说,义的最高境界是明辨是非。我们现在碰到很多问题都有点不辨是非。

  我有一个外国朋友,是一个中国通,他说中国有一个东西特别可怕。我问什么东西?他说你们中国人出了事儿以后,不分对错,亲戚朋友都会跑过来帮忙。老人生病以后,家里有人结婚就更不用说了。

  中国人是有这个特点。兄弟俩关系不好,平常都不愿意跟对方说话,但是一旦有人欺负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也会奋不顾身地挺身而出,立马跟他的兄弟站在统一战线上。这种情况,在农村非常常见。

  朋友说:“你们中国人的这种特点带来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中国人形成的都是圈子。我们国家呢?在我们国家出了事以后,生了病以后,都是找国家。生了小孩,国家给补贴。18岁以后没有工作,国家给救济。你们都是找亲戚朋友。”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你们这个国家别人永远灭不掉。”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灭了以后,很多人的圈子还在,他们慢慢又能形成一个国家。所以你们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他对“国家”这一概念的认识比我们要深刻。我们平常说国家国家,但是一旦有外敌入侵,我们都是保家卫国。家在前,国在后。这些其实都是小圈子意识在作怪。说白了,我们缺少大集体意识,中国现在还有相当成分的小圈子意识。

  不过他只看到了“小圈子”,没有看到我们的“大圈子”。我们的民族不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根深蒂固,它有很强的融合能力。比如宋朝末年的时候,蒙古人来了,统一了中国;明朝末年,满清人来了,统一了中国,但是到最后,它们全都融入了大中华民族。

  历史上犹太人两次到中国来,一次是宋朝的时候,他们到了开封。另一次是二战的时候,他们到了上海。结果来的人在中国住得都很好。犹太人现在和中国关系很好,以色列和中国关系很好,他们到中国来探访,发现当时犹太人的建筑还在,但是人没了。当年来中国的人全都融合在中国的大圈子里面了。

  儒家文化给了我们一些营养,但是我们在吸收营养的同时,要跳出小圈子来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在传承民族精华的同时也要慢慢接受一些西方的文化

  儒家讲的“义”其实是一种行为方式。你碰到一个部下,如果他调皮捣蛋,你内心还想对他好,这叫仁。而义是一种行为表现,你旨在内心想对他好不行,你要表现出来才叫义。大家都知道要关心弱势群体,但是你不去采取行动是不行的。所以说,仁是内在思想,义是外在行为。这两个结合起来,才叫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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