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唐朝是个跨度挺长的朝代，您讲了那么多唐朝的故事，在您眼里唐朝给您怎样印象？

蒙曼：唐朝是一个非常大气的朝代，它有宽容和开放的精神，所以它在精神上有—种很雍容的气度。另外它的统治者，包括很多高官都有少数民族的背景，所以它有—种很强悍的气势。这种上古的，强悍的，雍容的，大度的，开放的，是我对唐朝一个特别正面的认定。但是与此同时，唐朝又是一个逐步显示出文治气象的朝代，科举制就是在唐朝真正登上历史舞台的。唐朝又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的文雅性，文人的儒雅气度也是在唐朝初露气象。

东方：感觉您个人挺迷恋唐朝的，有没有觉得您和唐朝之间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蒙曼：实际上是这样，如果你研究一段历史久了，就会逐渐包容接纳它。做历史有走入和走出的过程，如果你不走进那个时代，那你无法真正理解那个时代，但是如果你不跳出那个时代，你又看不清那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真正的位置，所以你说有没有穿越感，我倒觉得，不见得真是穿越，但有一个精神融入的过程。可我们终究是现代人，就像很多人问我，你愿意生活在唐朝吗？我说不愿意，我只愿意生活在现代，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文化理念，都已经深受这个时代的浸染了，我只可能带着欣赏的态度丢感觉唐朝，但是我不可能真的回到唐朝。

东方：唐朝的强盛导致都市文化开始兴盛，和现代人相比唐朝人生活的精彩程度怎么样？

蒙曼：唐朝是一个允许各种人不同的活法的时代，这个是很不错的。宋朝以后社会规范性更强，它会要求人们以大体相似的模式生活。唐朝允许武将以武将的生活方式生活，允许文官以文官的方式生活，会讴歌那些比较有文化的妓女，会看得上那些能歌善舞的贵妇，同样也允许妇女走出家门去结社，参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允许艺人走街串巷，是—个个人自由度很大的时代。

东方：您的意思是唐朝的社会自由度甚至超过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蒙曼：那不可能。唐朝再自由，哪有一个女性教师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的？唐朝再自由，身份也是一个很大的限制，一个有本事的小伙子，如果没有高门大族的背景，他再优秀，可能也娶不到一个责族的姑娘，这就是一种很大的不自由感。这个世界，自由度都是在逐渐扩大的，今天，我们所能感受到的中国，是比较自由的一个时代，以后应该比今天更自由，我们肯定不能像中国古代人那样，一说起最好的事情都在古代。尧舜禹那个时代，茹毛饮血，现在一定是最高级的时代，以后还要往更高级走，这点上我是相信进化论的。

东方：《长恨歌》里，白居易描述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都挺凄美的，但我看您的博客里写到他们之间并不是百分百的纯爱，但也是一种爱情，这个观点和白居易的还是有些出入的吧？

蒙曼：那当然，他在讲一个艺术升华的问题。他把天下的情感都集中在杨贵妃和唐玄宗的身上，所以才有“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不是一个两个人爱情的问题，是他对爱情观念理解的问题，他用艺术美的形式把它加以升华。白居易是一个文学家，我是一个历史学者，我看到的是事实，他看到的是理想，我想这里头不存在矛盾，事实中有没有理想？每个人生活中都有理想，但是事实是不是全是理想？我们的生活全由理想构造吗？那是不可能的，生活有很多现实的问题。我想唐玄宗和杨贵妃既生活在理想的世界里，又不得不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所以他们的爱情当然不可能有白居易设想的那个纯度，但是你要说它没有，那也是假的。

东方：单纯从爱情的角度，您欣赏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吗？

蒙曼：作为普通老百姓，儿女情长是一定可以欣赏的，这是—对璧人，珠联璧合，两个人有那么多共同的情趣，两个人都有很多很天真的精冲。可借放错了位置，皇帝制度很可旧。

东方：您之前也讲过武则天，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女强人，唯一的女皇帝，杨贵妃算是那种难得一求的红颜知己，这两个都是极品的女人，您更欣赏谁呢？

蒙曼：我觉得武则天很合格，做政治家做得很合格，杨贵妃也是一个政治身份，贵妃就注定了她的政治身份，她做得不合格。从合格度来讲，武则天高于杨贵妃。如果从今天社会的适应度，这很难讲，武则天可以成为—个企业家、—个领导人，杨贵妃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焉知她不是今天的杨丽萍呢？

东方：女强人、才女、美女，现代女人如何在这三种角色中寻找一种平衡？

蒙曼：现代女性不都找到平衡了吗？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我收到一条短信，说现在女人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编得了密码，斗得过小三，打得过豺狼之类的。现在人都在进步，进步得既要有形象，又要有知识，还要有生活的能力和工作的能力。现在社会对人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自己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这是一个共同进步的过程，所以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女性，都是知性美女，而且可以承担起很多的社会责任。

东方：现在社会对女性要求更高，女人在现代社会比在古代做女人更难吧？

蒙曼：其实一个小孩2岁的时候你只要求他牙牙学语就可以了，他12岁的时候你要他能说出一段清晰的话来，他32岁的时候你要他说出一段有理性的话来，人也是一样的，做一个32岁的女人比做一个2岁的小女孩更难么？不是的，你在成长你在进步，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男性也是一样，唐玄宗那么多才多艺，也不会用电脑是不是？那你能说现在普通男性比唐玄宗更难做么？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要求，一个时代的人要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而且每个时代的人都是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的，你自然越长越高。

东方：我们在探讨历史人物命运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探讨自己的命运，杨贵妃和武则天这两个女性的命运对现代女性有没有什么启发？两个人过程都挺辉煌的，但看上去结局不是那么理想。

蒙曼：我觉得武则天一直在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而杨贵妃更多的是随波逐流。所以我们对杨贵妃寄予更多的同情。但是现在我们对武则天这样的人有更多的钦佩。我想今天的女性可能更多的情况允许她把握自己的命运，也希望她把握自己的命运，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变得更加坚强。但并不是说杨贵妃不喜欢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她的时代让她无力把握命运，她从寿王府嫁进宫的时候，完全不是出于她自己的意愿，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

东方：您在《百家讲坛》中主讲的都是一些不同寻常的古代女性，您的性格里是否也有这种桀骜不驯的成分？

蒙曼：我们身上都背负着前辈的影子，但不能说我们和前辈就是一样的，从我个人来讲，我哪有那样伟大，我是一个平凡的小女子。我经常和我学生这样讲，我一个弱女子都能做到，你们这些人凭什么做不到，然后他们就哈哈大笑。

东方：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感觉她的小说和白居易《长恨歌》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女主角王琦瑶最后结局悲惨，和杨贵妃一样都是因为男人的倒台落入了人生的绝境。女人的命运是否注定跟随着男人的命运跌宕起伏？

蒙曼：女人的命运永远和男人的命运绑在一起，因为人类的命运绑在一起，我也可以反过来说，男人的命运永远和女人绑在一起。就好像传统时代你看着妇女都在家里什么都做，三从四德的，你感觉她很受压迫，可是你同样应该理解当时男性的无奈，他风雨一肩挑，所有的责任都是他的，因为他太太除了做饭什么都不会。所以说人类的命运就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更多是一种伙伴关系的联系，我需要你，你也需要我，而在更早的时候，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被迫的联系，就像嫁人，主要是为了穿衣吃饭这种生计问题，在这个时候你谈不上跟别人是平等的伙伴。人类命运永远相连，但是相连的境界是不一样的。

东方：您的意思是说现代女性更有机会去选择命运？如果是的话，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好？

蒙曼：受教育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知识不应该从一个很狭义的角度去理解。也有很多女性通过别的渠道，例如通过人生历练的渠道也是一种渠道，能获得一种社会的知识。

东方：但在中国主流观点里，女人终究是女人，武则天她再怎么强势，中国历史上对她的评价始终还是异类。在中国，女性太强势了是不是也不好？

蒙曼：不是，其实在传统文化之中，大家都觉得女性天然弱于男性，那是因为那是一个力量的时代，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大家都觉得力量是最重要的，男性的力量强于女性，所以男性自然有压倒的优势。如果哪一个女性更强的话，当然是不能接受的。但是现在是一个智力的时代，无人能够说女性的智力比男性差，所以我想，今天的平等是更容易做到的。

东方：读书对您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呢？

蒙曼：读书让我生活很喻快，获得快乐，获得宁静，获得进步，我想每个人读书都是一样的。

东方：现在有人点评历史，常用奇特的非主流观点，您对此怎么看呢？

蒙曼：我没有看到类似的东西，但我想每个人都允许有自己的观点，社会允许各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个人自由的因素，媒介的因素，商业的因素，这都是存在的，但即使这些因素都考量进去了，我仍然认为允许个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一种合理的探讨、尝试。所有的文化、历史都是一栋房子，每个人的见解就是一束光探进房子里去，光越多，你可能知道的就越多。

东方：有人说《百家讲坛》是张“魔鬼的床”：成就了很多人也毁了很多人，您对这张“魔鬼的床”怎么看？

蒙曼：我都不知道这个“魔鬼的床”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有个“魔鬼的床”的寓言，说这个床躺上面你高的话它把你缩短，你短的话会把你伸长。电视传媒有电视传媒的规范，你不可能以你的规范来改变它的规范，这是游戏规则，像公司有上班制度一样，你不可能说我喜欢10点起床，我喜欢下午2点开始工作。这个规范是存在的，但是这个规范是否让人产生这么大的痛苦？如果这样说的话，我想一切规范都会对人产生影响，但人的自由又是建立在规范之上的。

东方：您内心里面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学者？

蒙曼：我理想中的学者就是有学问而且有生活，我要游刀有余地穿梭在这两者之间，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合理的人生。我不能抛弃我的生活去研究学问，同样我不能抛弃学问去投入生活，我觉得这两者相得益彰才是一种最稳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