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波在新书《浩荡两千年》中断言：两千多年的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国特色”与普世规律之间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间？
     作为“中国企业史三部曲”的第三部，《浩荡两千年》试图在公元前7世纪到1869年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再次探寻国家与资本、政府与商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找出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的答案。在本书中，以上问题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
     吴晓波在前言中不无沉重地写道：“活在当代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对自己的历史有一种疏隔感。思想的流浪从我们投胎于这个国家就已经开始了，它或许真的没有结束的那一天。一个又一个的朝代更迭，已经将‘轮回’变成了老生常谈，它们被一再重复，直到变成化石和泛黄史书上的一行行文字，就这样循环往复，接下来的是冗长的疲惫和冷漠。在过去的两千多年里，每一个朝代都随着一个皇姓家族的死亡而画上句点，可是，这个国家的进步却缺乏这种自然的结局。”
     太阳底下无新事。你只有理解了历史，你才能更好地理解今天，规划未来。

    春秋战国：从管仲到商鞅：极权主义的建立

    摘录：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他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在这个意义上，管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大变法。
    剧透：管仲因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被称为是“千古名相”。他出身低微，做生意爱占小便宜，在战场上当过逃兵，吴晓波却称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管仲经济上的创新主要是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士、农、工、商的分类，就是从管仲开始的。他还是一名自由贸易主义者，前来齐国做生意的人，空车来的不用交税。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吸引他国商旅。
    在农耕时代，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因此都为国家所垄断。管仲实行盐业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冶铁业，管仲实行国有民营，统购统销，并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这些做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形成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经济制度。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产业的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消费者都变相地征了税，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最大差异所在。
    摘录：若以治国理念而论，从管仲对中央集权的最初试验，到商鞅将之演绎到恐怖的极权主义，可以说，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到此已基本定型。与自信、圆润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赫然如钟摆的两端，后来的治国者无非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
    剧透：商鞅变法是著名历史事件，他的变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最后把秦国变成了一个无比强大而恐怖的战争机器。商鞅仇视商人，严禁买卖，驱使国民都去种地。为防止商业的繁荣和人口流动，他加重商品赋税，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迄今仍在沿用。

    汉代：知识分子王莽的一败涂地

    摘录：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秦始皇如此，汉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
    剧透：王莽本是一名孤贫的儒生，因姑母王政君当上了汉元帝的皇后，一门俱荣。王莽本人善于作秀，以孝顺、懂礼、恭谦、节俭博得舆论赞誉。公元5年，王莽发动“和平政变”，登基称帝，随后启动了一场引起重大争议的改制运动。他事事以《周礼》为标准，后世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托古篡汉”，另一种则认为他是真心实意要按周代古制来改造弊病丛生的当代，是汉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义试验，胡适就称王莽为“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
    短短7年间，王莽4次改变货币，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为削弱豪门世族，王莽推出的改革方案是：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这对社会秩序造成的震荡可想而知，王莽的诸项改革，可以用“一败涂地”来形容。从上到下，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社会阶层，最后身死叛乱，中国又陷入一个“人相食”的乱世，直到刘秀建立东汉政权，才得以慢慢平复。

    宋代：王安石变法的悲剧命运

    摘录：王安石治理下的国家，又进入到一个“极端的年代”。激烈的变法对民众财富观念造成巨大的冲击，其景象颇与汉武帝发动的“告缗运动”相似。中国商人阶层在财富积累上的不安全感和幻灭感，并非一日生成的，它几乎是一种历史性的强制记忆，在不同的朝代被一次次地强化和唤醒。
    剧透：王安石变法，除了宋神宗本人，众多大臣都站到了对立面。王安石是官场“另类”，他本人文采极好，独来独往，个性十分孤傲。他的变法，准备效法伟大汉武帝，执行国家主义模式，由政府全面管制所有重要的产业领域。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三大内容，笼罩了国民经济的商品流通和农业生产两大领域。
    跟所有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一是尽可能增加中央财政收入，二是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但事实上，官员从中渔利，最终受苦的是农民和城市贫民。新政的实施，让宽松的经济环境不复存在，自由工商业者遭到毁灭性打击，商人“绕城而走”。
    王安石下台后，反对派执政。但司马光这样的儒生只知“重义不重利”的道德原则，在经济变革上依然表现无能。王安石的激进程度与王莽颇为接近，变法的余波间接导致了北宋帝国的灭亡。
    与此同时，欧洲开始走出“黑暗中世纪”，比萨城成为“自由城市”，人类历史上第一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诞生，剑桥大学成立，英王约翰与工商业贵族签订著名的《大宪章》，君权不再无法扼制。宋代中国尽管享有高度的城市商业文明，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却开始落后了。

    明代：“男耕女织”为什么是诅咒？

    摘录：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剧透：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大有深意。乞丐出身的朱元璋，他的治国政策只有两个字：一是“俭”，二是“严”。所谓俭，他痛恨商人，视如国贼，规定商贾之家不许穿戴绸纱，民间百姓的房子大小，不能超过三间、五个间架，不准用彩绘的斗拱。所谓严，就是实行严酷的法律来惩治贪官污吏。
    朱元璋平生读书不多，最喜欢的是《道德经》，尤其关于“小国寡民”的那段。在他的理想中，一个完美的帝国就应该是无贫无富、男耕女织的小农社会。
    在中国经济史上，有两种植物彻底改变了国家的命运，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这场“棉花革命”再次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爆炸。技术的进步反而强化（而不是减弱）了这个国家的内向和封闭，不必追求海外市场。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是一个“唯美主义的诅咒”。
    当全球海洋贸易兴起的前夜，拥有地球上最强大海军的帝国却选择了自毁战舰和内向封闭。在产业经济上，乡村工业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使得工业革命的火星无法从棉纺织业中迸发出来。市镇经济的发达让城市化步伐全面停滞。相对照，欧洲的自由城市却如雨后春笋般勃发，最终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

    清代：戳开“康乾盛世”的皮囊

    摘录：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
    剧透：1644年，满清入关，明朝灭亡。大清帝国延续了268年，其中1681年到1796年，被称作“康乾盛世”。康乾年间，帝国的金融中心不在京城，而在扬州，这与盐业和徽商有关。其中最显赫的盐商领袖，叫江春（公元1721-1789年）。因为善于奉承，办事利落，江春深得乾隆欢心，先后六次南巡，都要接见他。
    盐商与各级官府，表面看一团和气，其实利害关系非常微妙。康乾年间，盐商对主管衙门的进贡已成制度，仅补贴盐运司衙门的饭食银和笔墨纸张杂费就达每年4.3万两之多，其余的孝敬和贿赂不在话下。1768年，江苏巡抚彰宝上书朝廷称：除了正常的纳税和获利外，两淮盐商另得“余利”1092万两，这部分利益应该全数上缴朝廷。
    盐商们连连叫苦，过去20余年里，商人交纳的各种办差银两，加上替历任盐政官员代购物品费用，两项合计已和“余利”相当。江春在朝堂上说明实情，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皇帝信任他，不再追究其他盐商。经谈判，盐商答应当年缴纳127万两白银，其余800多万两分为8年缴清。
    到江春晚年，偌大家业居然奄奄一息，不得不靠变卖古玩来应付。他去世时，其子孙“生计艰窘”。江春的“速富急衰”，只是一个盐商集团的缩影。他的财富因垄断授权而得，终其一生也在为维持这一授权而陪人欢笑。